坑儒考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摘自《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终结篇》)

坑儒并非坑儒家弟子，而是术士?可却有人提出了让另一个疑问。。。

再说“坑儒”，此事疑窦丛生，恐属子虚乌有。但需声明，杀戮不同政见者，对于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来说，司空见惯，秦始皇并不例外。这里探讨的是，秦始皇是否坑杀过儒生。

去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发表李开元先生的文章《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李先生对“坑儒”提出四个疑点，笔者十分赞 同。但李先生说：“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就“坑儒”故事原型、“焚书坑儒”用语的出现和坑儒故事的 精细化做些探讨，提出更多的疑问，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假使秦始皇果真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末汉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会讲述此事。然而事实是：曾做过秦博士，到汉文帝时还传授今文《尚 书》的伏生;任过秦汉两代博士的叔孙通;在秦汉两代以教授《诗》闻名的浮丘伯;秦时为御史入汉当丞相的张苍，这些人谁也没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别值 得提出的汉初儒学巨子贾谊，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过秦论》，专门批判秦始皇的过失，里面说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 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根本没谈坑儒之事。这些事实，不能不令我们对秦始皇坑儒说法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率先讲出“焚书坑儒”用语的，是西汉前期经学家孔安国。依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说法，孔安国乃孔子十二世孙。相传孔壁所藏古文 经书尽归孔安国。他作《尚书序》，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又作《古文孝经训传序》，说： “逮乎六国，学校衰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十三)秦汉之际，非孔姓名儒都不讲坑儒，而孔安国一再讲坑 儒，这对笔者的猜测是个支持，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鲋编造的。

“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在《史记》中没有出现，但《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司马迁写人叙事注意细节，常常使读者感到生 动、具体、形象，真如面对其人，身临其境。《汉书·司马迁传》称赞他：“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然而他叙述“坑儒”时，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缺乏细节，如被坑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杀儒生的具体办法、详细地点等，可以说没有做到“其文 直，其事核”。司马迁曾向孔安国求教古文《尚书》。孔安国教授古文《尚书》肯定会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按理说，司马迁完全可以从老师那里多得到一些坑儒的 信息，而实际却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安国从家族长辈那里听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细节，所以讲不出来;再一种是司马迁跟孔 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时候还年轻，听老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信以为真，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正确，都对后来司马迁撰写秦始皇的文化政 策有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 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依照 《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 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同， 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 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笔者注意到，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呢?

二百多年过去了。坑儒故事的精细化由东汉儒学家卫宏完成了。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 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 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故事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却经不住推敲。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 相传，以为秦坑儒处。”唐代新丰县马谷，就是现今临潼县温泉镇。这里的温泉42℃，但是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 让西瓜籽发芽、爬蔓，但绝结不出瓜。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技术确实是古代中国发明的。不过，有关温室栽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 论·散不足》，是西汉昭帝时期，晚于所谓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另外，史书记载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为威”。他既然认为 诸生以古非今，犯诽谤罪，该杀，根本用不着设计圈套，让自己背上一个欺诈的恶名声。试问这符合秦始皇的个性吗?看来，秦始皇坑儒的故事越传越离谱，越不可信。

我们承认秦始皇的残暴，但不赞成让秦始皇背坑儒的黑锅，因为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尊奉的圭臬。(摘自《焚书坑儒的真相：不要把所有的标签都贴到始皇身上》(看到这大家有没有晕头转向，雾里看花的感觉呢?其实政叔也蛮有爱的啦))

可是照秦时明月的剧情来看，坑的应该是儒家弟子诶(汗。。。)，算了，我们何必在这乱猜呢，一起等待秦时明月之君临天下吧，到时一切答案都会浮出水面的。就像三师公说的：“我只知道每一个问题，必定会有它的答案，而每个答案必定有揭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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